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新西兰人。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 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 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
　　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逝世时，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路易·艾黎视察丽水抗战
　　《处州晚报》2005年08月15日报道 路易·艾黎（RewiAlley），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发起成立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并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1939年去延安和晋西北，随后又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协助兴办兵工企业。
　　1939年3月，路易·艾黎来到丽水视察经济建设，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非常重视工业合作化运动，派浙江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罗根木陪同路易·艾黎，视察了云和、大港头、雅溪等地。
　　视察后，路易·艾黎与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说，丽水的抗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但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抗战需要很大的物力、财力，发展工业是必走之路。
　　回去后，路易·艾黎派人来到丽水，在丽水建立了丽水工业合作事务所，帮助建立了油脂生产中心，从树木的果实中提炼润滑油等；在云和建立了五金厂，制造铁锅；在南明山举办合作技术班，为丽水培养现代工作技术人才，并派人做丽水工业合作化的技术指导。
　　历尽艰辛的“工合”　
    1927年4月，路易·艾黎到达上海。抗战爆发后，路易·艾黎与斯诺等人多次交谈，就如何促进中国后方工业生产，支援抗战的问题交换意见。在一次交谈中， 斯诺夫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要广泛的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运动，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 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斯诺表示同意，并谈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艾黎拿出早以写好的 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连夜打好了一份“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的小册子。斯诺把这个小册子送给上海各界 人士传阅，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938年4月，上海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成立了。艾黎帮他们制定了徽章。在从自己的办公处穿过马路，去制定徽章 的途中，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英文直译是“一起工作”，以次来代表他所发起的工业运动和合作社。
　 　从1938年“工合”组建成立，到1944年“工合”运动总体上走向衰落，艾黎整整艰辛工作和奔波了6年。他时常要去重庆的“工合”总部，应付各种繁杂 的事务，要定期向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汇报工作，还要到所有地区的“工合”办事处去视察工作。几乎当时整个非敌占区，都留下了艾黎的足迹。哪里有合作 社，哪里就有艾黎的身影。他每到一处都深入下去，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更自然地与中国的人民融为一体。他的名 字“艾黎”在人们的心目中，以成了“工合”的同义语。
　 　1939年5月，艾黎终于在一次对福建、浙江、安徽的视察之后病倒了，伤寒和疟疾使他整整卧病2个月。正在这时，重病中的艾黎收到了一份国民党财政部长 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命令，要他停止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艾黎知道，合作社办得太成功了，因此招来了麻烦。艾黎坚决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向孔祥熙复电表示： “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的社代替老社。”不仅如此，艾黎还同时向这位财政部长提出了增加拨款的要求。
　 　“工合”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工合”组织实际上成为当时国内很大的群众组织，而合作社的辅导员又大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工合”对共产党区域的生 产的帮助，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国民党当局不断加大对“工合”控制和破坏，并直接对“工合”合作社的社员下手。艾黎不仅要应付来自上面的种种压力，与有 关当局周旋，还得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一些被当作赤色分子抓起来的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获释。
　 　艾黎一直坚持“工合”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尽一切努力不使“工合”运动成为一种政治玩物，成为达官贵人们的生财之路。1941年以后，由于“工合”运动的 大量宣传、介绍，国外的捐款大量增加。1942年5月，孔祥熙派使者到美国，企图把“工合”的全部资金纳入政府的渠道。但由于艾黎等人的反对，他的计划未 能实现，所有的捐款仍然全部由“工合”国际委员会接受和支配。这可惹恼了国民党的显要们，他们不择手段地散布谣言，诋毁艾黎。1942年9月，艾黎接到重 庆发来的电令：“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接着又许诺说，将给他补偿。显然，在各种手段用尽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赶艾黎走了， 让艾黎离开“工合”。
　　艾黎并没有放弃他的思想，离开他的事业。他依然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不辞辛劳地继续工作着。
　　为黎明而培训
　 　“工合”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急需各类技术人员，急需有能力有经验的负责人。于是，“工合”决定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艾黎把这种 培训班叫做“工合”培黎学校，培黎是为纪念一位美国人约瑟夫·贝利——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同时，培黎还有“为黎明培 训”的意思。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学校的建立，为这一地区的合作社输送了一批技术骨干。此后，艾黎开始在全国各地试办培黎学校。学校是为 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学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利用的资源。另半天上 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整体，至少要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物品。
　　在山丹培黎学校，学生们在没有技术员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在实践中摸索。艾黎同他们一起研究，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然后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同时，艾黎不断根据学校的发展，增加实践项目，使学生们学到更多的实践经验。
　　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路易·艾黎在华60年，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中国的革命前辈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